《布莱肯林场》50 不可避免

    周六夜间，安顿好波莉和塞莉，林义龙和凯蒂就一起在公寓的阳台上非常亲昵地聊天。
    这几天的报界，“金钱换荣誉”的丑闻持续发酵，两个人也就谈到了这一点。
    “我倒想弄一份跟世袭头衔有关的东西。”林义龙突然这么表达了一下他的想法。
    “我记得你对出名的事儿非常不看重，怎么今天这么想去爬一直被你鄙视的封建阶层树了？”凯蒂讽刺道。
    “为了财产考虑啊。”林义龙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衡平和信托’这门课程上，考虑到的受益人人选问题。”
    “这跟世袭又有什么关系。”凯蒂问道。
    “你知道，那些高门贵族是给自己家族有一个信托基金的，一般的受益人跟具体的人没有关系，都是头衔上的‘xx伯爵’或者‘xx准男爵’.......”
    “请继续......”
    “这几天，我发现了这么一个事实，这样做的好处除了避免财产纠纷，还可以避免遗产税。”
    英国如果发生遗产继承，会发生两个征收税种的法理依据，最主要的就是遗产税，只要超过固定的免税份额，都要缴纳40%的遗产税。而遗产因为其他原因，有可能还要缴纳衍生税。
    比如，林义龙不幸地在某时离世，他留了价值1000万英镑股份给了女儿a，那么女儿能够继承的，只有减去了遗产税的600万镑价值的股票。此外，比方说这600万的镑价值的股票在她接手时上涨到800万，她还要为这部分增长额，支付20%，也就是40万镑的资本利得税。
    但需要说一点，其实这部分收得税，主要面向林义龙（在阿伦-宾汉姆顿作律师时的）这样的城市中产。
    这是很显然的，普通城镇的工人阶级或者蓝领阶级或者端盘子的服务员阶级，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般都是挣多少花多少，然后按部就班地退休。等到退休后15年，退休金领完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住的房子变现或者转让，住进公营或者私营之类的养老院，一般来说，即使能留下部分财产，这部分也不可能多过三十七万五千英镑（2019-2020年遗产税免税额）。
    至于所谓的贵族阶级，或者说能够构建家族信托的阶层，他们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方式免税。
    既然遗产税的法理是需要先有“遗产”才能缴税，那么没有“遗产”就排除出这部分的法理依据，不用缴税。
    还是拿林义龙作例子，林义龙在去世前留下了遗嘱，创立了一个家族信托，以自己为受托人，受益人是“所有留着林义龙血液的族人”。
    理论上，只要林义龙的后代能够存续下来，无论是婚生子还是非婚生子，他的后代可能有无穷多个，而且这其中的人选能够固定下来，就不用缴纳任何税务——因为这不能算遗产，而是扩张了受益人的受益面——而且只要在信托告示中“谨慎”地推敲语言，就能够实现不缴遗产税的意图。
    (作者注：信托宣言（declarationoftrust），不翻译成为‘信托协议’，因为协议或者合同必然是双方的，但信托的设立并不用受益人甚至是受托人许可，受益人可以凭借着信托宣言的内容作为原始法律凭证而主张权利。)
    “我是说，看过唐顿庄园吧。”林义龙，“克劳利夫人的财产不就是按照信托上的‘头衔继承’，放到了克劳利先生的身上了么？这样他们就用不着去考虑遗产税之类的问题。”
    “hmm......”凯蒂想了想，“其实，假如义龙你想的话，只是.....有些不可明说的原因，你必然与爵位无缘。”
    “怎么？”林义龙问道。
    “你不是欧裔或者非洲裔，不说本土出生，你甚至不是英联邦出生的.....”凯蒂眼神变的游离不定，“就算你在英国投资，头衔也不会大过嘉德勋章爵士，所以......”
    “这倒也是。”林义龙有些颓然。
    “唉，要是你在苏格兰有地就好了。”凯蒂叹道，“因为苏格兰有土地的话，你就可以在你的名字面前加一个sir，也算圆了一个贵族梦。”
    “算啦，弗雷迪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我。”林义龙摇摇头，“只不过在写信托宣言的时候遣词造句需要更费脑筋一些了。”
    “那就写‘布莱肯林场的主人’如何。”凯蒂这么建议道，她知道那里对林义龙才是家一般的存在。
    “其实这样不太好。”林义龙答道，“实话实说，假如想让这个家族信托留存，用一个产业主的名字，就不那么保险，因为这是需要当局承认的，还得自己想点别的办法。”
    “我知道你会有办法的。”凯蒂笑道，“而且，义龙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考虑这些问题？”
    “你知道前几年，天朝有风声要征收遗产税了吧。”林义龙谈到了他的理由，“既然我们学过的echr都规定财产权只受相对保护，不是绝对保护。无论怎么说，这个世界已经把人给‘异化’成用财富说话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30年前，无论是东西双方都可以有些追求，但到了现在，我这么想无可厚非。”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凯蒂引用了肯尼迪的话。
    “这个话很有意思，我关注的却是‘能不能’。”林义龙很认真的评价道，“国家的力量太大，个人的力量太小，从前者的意义上来说，是难以用‘能’来界定国家和个人能力的，从后者而言，因为立场不同‘个人能力’又运用不上。这样的微妙区别，这就给我了一个非常宽泛的理解——这就像利用信托解决遗产税的问题，我只要不把财产遗留下来，就不缴税了。”
    “我发现一谈到这个问题你好像就像被电到了一样，十分敏感。”凯蒂叹道。
    “这是不可避免的。”林义龙答道，“当你受的教育和你经历的现实都几乎反着来的时候，你不可避免地会怀疑一切——正如那句格言：抱着最好的希望，却为最坏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