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一零七章 杀父之仇

    奇怪的是，轩军回国之后，关卓凡反倒一度放松了情治工作的力度刚开始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
    不能简单地关卓凡不重视情报工作哪能转变得这么突然呢？
    比如，轩军入鲁剿捻的时候，关卓凡大打“军民鱼水情”的牌，严明军纪，厉禁淫掠，还送了一万五千套棉衣给当地的老百姓，就是为了争取民心，套取情报。这一招很灵光，老百姓不但不再通捻，还积极为官军通风报信，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剿捻，“官军耳目闭塞，捻子消息灵通”的被动局面。
    在轩军已经中了赖汶光调虎离山之计的情况下，当地圩寨飞马给官军传递消息，华尔得以及时变更部署，堵住了任柱的马队渡小清河北窜之路，为歼灭这支东捻最具战力的部队，打下了不移之基。
    剿捻的情报工作，关卓凡走的是一条“到群众中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tg之路。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关卓凡抓情报工作，隐隐然玩的也是这一套。这实在是关卓凡在tg治下出生、长大，打小就对此印象深刻，亦颇有所悟的缘故。
    这当然是正办。但是，这条路子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老百姓只能接触到自己周边的、社会底层的事务，而情报工作的对象，可不仅仅在市井阛阓之中。关卓凡的对头，更多在高墙朱门之后。
    最关键的是。关卓凡并没有在和平时期建立独立高效特务情报机构的明确意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有这种需要。
    因此，大规模的征伐告一段落，战争对情报工作的迫切需求暂时消失，轩军的情治系统的的建设，便很自然地放缓甚至停滞了下来。
    缺乏“制度土壤”也算原因之一。
    清朝没有前明的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政府既没有刺探阴私隐秘的意识和兴趣，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从好的方面。这是政治清明的表现；不过，另一方面，因为缺乏相关传统，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会受到一定影响；对于信息变化的敏感度，也会比较的弱。
    轩军毕竟是从这个“制度土壤”中长出来的。传统的军事行动，只有“哨探”的做法。没有完整、系统的情报搜集、储备、整理、分析、判断的概念。关卓凡再怎么开穿越金手指，也不能不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相当的制约。
    《孙子兵法》中，倒有所谓“五间”之“乡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
    “乡间”，是用敌方乡人做间谍；“内间”，用敌方员吏做间谍；“反间”，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生间”，就是刺探敌情后顺利生还；“死间”，用潜入敌方的我方间谍传递假情报。使敌受骗事后，我方间谍不免身份暴露，被敌处死，乃谓之“死间”。
    这“五间”，的头头是道，只是大伙儿以致用的时候，大多零打碎敲；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完整系统地实施“五间”的，少之又少。
    安德海一案。关卓凡猛然惊醒于自己的“短板” 若论情治资源之丰，自己何止千百倍于那个死太监？怎么会如此后知后觉。落了个死太监的后手？
    懵懵懂懂地，几为阉人所算耻辱啊。耻辱！
    资源虽丰，运用不善，这不是“志得意满”、“疏忽大意”就能够交代过去的。
    情报的作用，不是为了被动应变，而是在经年累月获取大量资料的前提下，整理、分析、判断，找出真正有价值的部分，“预见机兆”，制敌于先。自己没办法躲到阴影里，就得把敌人拉到聚光灯下，不错眼地盯着，一举一动，尽在掌握。
    敌人若有异动，我即先发制人。
    痛定思痛，关卓凡决心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直接对自己负责的情报机构。
    在架构上，这个部门应该纳入“军事委员会”系统，则对“委员长”本人直接负责，便是天经地义的了。
    叫什么名字呢？“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呃，恶趣味过甚了。
    最后定为“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正团级。
    出任“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处长的，是个和关卓凡同岁的年轻人，名字叫做陈亦诚。
    有趣的是，“亦诚”这个名字，是关卓凡替他取的。
    陈亦诚，原名陈景浩，浙江杭州人。他是富家子弟出身，十几岁的时候，被家里送到上海的洋行做徒。他人既聪明，又勤奋好，出师之后，短短数年间便做到了买办。
    正在春风得意，杭州的家里，却出了大事。
    陈家为了一块买卖蚕丝的“牙牌”就是营业执照，和人打起了官司。对头叫做王佐臣，是个丁忧在籍的士绅。牙牌原在陈家手里，王家想夺了过去。陈家有钱，也占着理儿；但王家有势，县、府、道，甚至省里，都不能不卖王佐臣的面子，这个官司一时半会儿的就打不清爽。
    官司打不下来，王佐臣先急了。
    买卖蚕丝，先要买，才能卖。收买蚕丝这桩生意，是讲究时效季节的。每年三、四月分，春蚕吐丝，过了这个点儿，就算拿到牙牌，也得等到明年才能向蚕农收丝了。陈家牙牌在手，自然拖得；王佐臣向钱庄借了大把银子，如果拿不到牙牌，收不到丝，就是白被钱庄吃利息，因此是拖不得的。
    这个人虽然进士出身，但骨子里却是一个痞子，横劲发作，拎了一支洋枪，带着家丁和一群帮闲的地痞流氓，冲进陈府，乱砸一通。
    双方扭打起来，混乱之中，那支洋枪走了火，正正打中陈景浩父亲陈东成的胸口。子弹穿胸而入，陈东成当场殒命。
    王佐臣闯了大祸，但他上下其手，官府调查的结果，居然是“陈家恶奴动手在先，夺过洋枪，再以枪柄击打王某，触发机关，误中陈某”，云云。
    于是，王佐臣不但什么责任也没落下，官府反而要求陈家，“交出肇事恶奴”，“严讯法办”。
    陈景浩赶回杭州，家里愁云惨雾，族人七嘴八舌，有的要“找都老爷参姓王的”，有的要“进京告御状”。
    陈景浩非常冷静，道：“没有用的。王佐臣和两江的何制军是同年，咱们浙江的王抚台，又是何制军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两位，都是当道当红的大员，这个官司，怎么打都打不赢。”
    何制军，就是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王抚台，就是当时的浙江巡抚王有龄。
    陈景浩给母亲磕头，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愧为人子，不能不报。”
    母亲瞪着眼睛，看了儿子好一会儿，然后闭上了眼，泪水簌簌地流了下来，却什么话也没有。
    陈景浩遣散了仆人，变卖了家产，将母亲和妹妹送到了乡下。
    那块买卖蚕丝的“牙牌”，终于落到了王佐臣的手里。
    王佐臣志得意满！
    不过，今年的蚕季已近尾声，他抓紧时间，坐了船，从杭州来到湖州，看看还能收到多少好丝湖州的丝，品质最佳，素有“湖丝衣天下”之。
    刚上岸，一个年轻人笑嘻嘻地迎了上来，道：“王老爷，你晓得我是谁？”
    王佐臣愕然，这个人，是当地合伙的丝行派来迎接的？可双方事先约好了，到埠后直接去丝行会面，没有迎接这一啊？再者了，接人哪有这么问话的？
    王佐臣皱了皱眉，道：“你是萧老板的人？”
    年轻人突然变了脸色，大喝一声：“我是陈景浩，陈东成之子！”
    话音未落，手中已翻出一柄雪亮的尖刀，直向王佐臣胸口搠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