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竟然是白骨精》第二十四章 僧家之道

    需要说明，中国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士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得“入仕”。
    荣登金榜则成龙成风，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
    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给个“地师级”、“县团级”官儿做做，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这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点。
    中国文人嗜茶沓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噗、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人数寥寥，且懂品饮者只三、五人而已。
    但唐以后凡着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
    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卢金、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苏城、陆游，还有欧阳修、蔡襄、苏辙、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等。
    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刘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理”。
    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干秋。
    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
    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
    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一则，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
    贡茶以皇帝为先，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先尝为快”；二则，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既然“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茶中自有“黄金屋”，茶中自有“颜如玉”，当年为功名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
    所以，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着之以文传播茶艺；三则，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
    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的酷叮大醉，头脑发胀，手难握笔何以能诗？
    但茶却令人思勇神爽，笔下生花。
    正如元代贤相、诗人耶律楚材在《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中所言：
    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
    黄金小碾飞琼雪，碧玉深瓯点雪芹。
    笔阵兵陈诗思奔，睡魔卷甲梦魂赊。
    精神爽逸无余事，卧看残阳补断霞。
    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陈，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
    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
    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入仕”的土为主体，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土，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因秀，青楼歌妓、艺坛伶人等。
    对于饮茶，主要不图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于闹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点什么。
    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风月之间，在乎诗文之间，在乎名利之间，希望有所发现，有所寄托、有所忘怀。
    “雅”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品茗之趣
    二是茶助诗兴
    三是以茶会友
    四是雅化茶事
    正因为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成为文化。
    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能与文化、与修养、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
    受其影响，又形成其它几个流派。
    所以说是中国“士”创造了中国茶道，原因就在此。
    这里不得不说的，就是禅宗茶道了，因为唐僧就是僧人嘛，对吧。
    首先，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
    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
    日本茶道的一部分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日本本土，但有吸收中国，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着《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
    “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
    《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
    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
    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
    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
    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
    《天门县志·陆羽传》载：
    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
    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
    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
    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
    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
    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
    明代冯时可一《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
    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
    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
    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
    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
    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
    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
    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佛”名其茶。
    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可。
    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
    此茶仍由僧人种植。
    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
    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
    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
    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
    此外还有咱们普通人的世俗茶道。
    的确，茶既是雅物，亦是俗物。
    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官气。
    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于商场，染几分铜臭。
    行于清汤，杂几分脂粉气；行于社区，染几分市侩气；行于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
    熏得几分人间烟火，焉能不带烟火气。
    这便是生发于“茶之味”以“享乐人生”为宗旨的。
    “世俗茶道”，其中大众化的部分发展前景看好。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
    当它进入官场，与政治结缘，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悲壮的、伟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历史活剧。
    唐代，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请国，一借此打开外交局面，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茶亦有一份功劳。
    唐代，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带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饮茶成为时尚，一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
    唐代，文宗李昂太和九年，为抗议榷茶制度，江南茶农打死了榷茶使王涯，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着名的“甘露事变“。
    明代，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为杀手铜，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磋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趁机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
    茶是个灵物，随国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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