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风约》第一五八章 西火镇不能搞维持

    第一五八章西火镇不能搞维持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军第二次占领了壶关城，大规模地向东南山区扫荡，此时，五龙山池后村的社会名流靳瑞萱（人称四先生）正准备在家乡举办庆寿大典。
    靳瑞萱，1914年考入山西农业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后返壶关在县公署任职，1917年考取官费留日学生，入日本名古屋爱知医科大学学习，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靳瑞萱被阎锡山委任督军府少将参事，又到大连做医生和翻译，与阎锡山成莫逆之交……
    日军了解到靳瑞萱与阎锡山的特殊关系，觉得有可利用价值，于是立即责成驻壶关红部莱田英夫前往祝贺，其中还有壶关顽伪头目及阎锡山委派的官员。
    申斗金得知这一消息后敏锐地感觉到，现在正是日军骄横、亲日反动势力嚣张之时，抗日武装迫切想了解敌情动态，很有必要深入虎穴一探究竟。于是，他经请示上级，跟妻子申俊则，以荫城商界绅士名义去给靳瑞萱祝寿。
    那天上午，他让人把事先说定的本村总爷申德科（时为伪村长）的骡子车借来，与妻子一道去了池后村。
    宴席上，申头戴礼帽，身穿长袍，一副中国传统式的富商名流打扮，很有绅士派头，引得日本鬼子不时地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向他问这问那，顽伪官员也过来与他寒暄，申斗金借着酒兴不断地给他们敬酒套近乎，等那些家伙露出几分醉意时，他也装假醉，旁敲侧击地引诱他们，不时刺探一些情报。
    尽管他对这次虎穴侦探百般掩饰，还是被村里的反动势力看出了破绽。扬言说“申斗金扮富商去池后为四先生祝寿，实质是为八路军窃取情报，就此行为肯定他是‘暗八路’”。
    一九三九年夏，日本开展第二次九路进攻，占领了荫城镇，扎营安据点，推行维持制度，荫城镇商界建立维持商会。
    聂士庆跳出来，为讨好日本鬼子，妄图借日本军建立商业维持会机会主动献媚，将阎锡山在荫城设置的政工所改变为日伪维持会（商会），鉴于商会对面同懋德杂货店申斗金掌柜在商界威望较高，影响力较大，社交能力又强，担任商界维持会会长再合适不过。
    聂士庆一面向日本出谋划策，一面派员找申斗金谈话，又是许愿诱惑，又是恐吓威胁，把软硬伎俩使尽后仍不见效，便最后通牒：“如不服从，就没收同懋德所有财产，皇军还要烧毁房子，处死店员。”
    面对聂士庆不择手段的施压和日本鬼子气急败坏地叫嚣，申斗金一边疏散人员，转移财产，一边同他们机智周旋。地下党组织及时援助，派人装扮成桥头村人前来报信，慌说申家老母“病危”，申斗金以此为借口，连夜脱身赶回了壶关家乡。
    申斗金在家乡躲避担任会长的机会，他以民主志士的身份帮助家乡抗日除奸。
    后半年，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表面化，桥头村“八路”和“特务”的斗争也趋于白热化，村里反动势力几个代表人物，如在河南开封的军统特务申荣景（桥头村大东家），壶关国民党的巡官（公安局长）特务头子刘国庆，村总爷（村长）申德科等。
    他们明目张胆地串通起来，破坏“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欺压百姓，勾结日伪来村里扫荡。
    以共产党支部书记申保顺，抗日村长申怀旺，农会主席申石头为首的21名党员，以及40余名民兵，也不甘示弱，同反动势力开展了激烈斗争。
    申斗金抓住要害，先从侦破密谋杀害牺盟会骨干抗日村长（共产党员）申朝元和牺盟会骨干农会主席（共产党员）申斗贵惨案入手，改变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申斗金首先收集整理了总爷申德科，军统特务申荣景的累累罪行，秘密上报八路军，将这二贼先后抓捕镇压，搬掉了压在桥头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使桥头村的反动势力群龙无首。接着他又乘胜追击，组织力量侦查杀害申朝元、申斗贵凶手和证据。
    神东村的荣补顺医生与申斗金是莫逆之交，桥头村苏掌庄的李怀全、郭双兴（实名李兴双）一个是申家的长工，一个是逃难落户的穷人，两人称申斗金恩人和朋友，申斗金发挥其三人的优势和特点，让荣先生借助走乡串户看病的机会，秘密查询收集证据，让李怀金、郭双兴以看亲访友名义取证。
    申斗金通过以上两个渠道，终于查清了杀害两案的凶手和帮凶。而后被抗日民主机关镇压，从而打乱了敌人的阵脚，解除了全村和死难家属的心头之恨，点燃了人们除奸反特的怒火，使桥头村减租减息，团结抗日工作健康发展起来。
    秋季，申斗金接到国共两党在西火准备召开反摩擦大会的信息后，返回了长治县战斗的岗位。
    十一月，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国共两党共同在长治县西火镇召开太行区潞泽辽沁19县参加的抗日救国反摩擦大会。
    这是一次万人大会，西火镇万人空港，潞泽辽沁等十九县数百名代表齐集会场，国民党中央军27军、40军派代表参加，八路军方面由贺龙代表太行区参加，长治县抗日民主机关县长、中共代表张變堂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阎锡山委派的国民党县长聂士庆主持大会。
    大会开幕后，先由聂士庆假惺惺地讲了一番抗日大道理，接着说：“这次大会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大会，是全体民众抗日的大会”。
    接下来，由27军军代表讲话，随即由中共代表张變堂讲话，张县长为了促进国共合作抗日，首先肯定了合作抗日的必要性和目前存在的问题，为团结抗日提出了七条建议：
    一是消除一切反动宣传；二是坚持合理负担和双减政令；三是机关一切人员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反对贪污腐败；四是救济难民保障穷人有饭吃有衣穿；五是向地主、富农清处剥削账；六是贪污抗日公款者以汉奸论处；七是要求县长向代表交待清三年来公粮收支账。
    张變堂提七条建议之后，我党抗大分校学生代表齐云、齐心和群众代表群情振奋，振臂高呼，强烈要求聂士庆做出回答。
    聂士庆听了这七条咄咄逼人建议，再看看会场上群众愤怒的目光，显得十分狼狈和恐慌，感觉情势对自己不妙，就赶紧堆起笑脸，附和应对道：“这些我一定照办。”说罢，他耍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以阎长官叫他开紧急会议为借口，指定县财政局长刘恬暂时代理县长之职，继续主持会议，便匆匆溜之大吉。
    这一下，惹恼了参加大会的民众，愤怒的群众转身将代县长刘恬团团围了起来，要他交待三年来的钱粮收支账，而刘恬却说：“我只是代理县长之职，这些事我根本管不着，还是让聂县长自己回来交待吧。”
    他这一态度更激怒了在场民众，几个牺盟会会员冲上前去把刘恬的手提箱夺过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黄金白银，当场没收。并被群众拉到大街上进行游斗后处决。主犯应该是聂士庆，帮凶刘恬为他当了替罪羊。
    12月中旬，阎军发动政变，聂士庆带着晋绥军前来报复，张變堂得知信息后，决定先下手为强，迅速抓捕了聂士庆手下的汉奸、特务，长治县抗日民主机关撤退到了平顺县大后方。反扑回来的聂士庆对全县共产党和牺盟会等抗日力量进行了大清剿，西火镇进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此后，聂士庆又与日伪秘密来往，暗中投靠日军，彻底当了卖国贼。
    一九四〇年初，日本一个中队开进了荫城镇，随后又侵占了西火镇，聂士庆在晋绥军独八旅一队士兵的护送下，大摇大摆地来到西火镇，开始与日伪形影不离，又是抓共产党和抗日志士，又是帮助日伪物色维持会长，印制良民证，与日本鬼子同流合污、祸害百姓。
    西火镇位于山西长治县雄山东麓上党南界，东与壶关县为邻，南与晋城市高平、陵川接壤。面对日伪军的疯狂杀戳和聂士庆的淫威，西火人没有屈服。
    恰在这时，太南区委通过地下党传来指示：“西火不搞维持，西火这块阵地不能丢，现在西火不维持就能拖住日本鬼子扫荡根据地的腿。”
    太南区委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除一些地主、富户们屈服于日伪和聂士庆的淫威同意维持外，大多数人反对维持，大家说：“不管受多大磨难，也要保住根据地，支持八路军抗战到底。”牺盟会、自卫队还贴出标语，发出传单“谁搞维持，谁就是汉奸，我们就消灭谁！”
    为了取得斗争主动权，地下党组织通知抗日武装采取“疲劳战术”袭扰敌人，他们将村里的民兵分为若干小组，并通过与周边村庄的民兵协商，相互接迎，隔三岔五地在深夜到日伪机构和聂士庆居住地“老当铺”院墙外鸣枪放炮，直搅得那些家伙又是增加岗哨，又是修筑墙体，一个个宛若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日伪军只好撤离了西火。
    聂士庆在西火几次碰壁，越想越气，便先后多次派联络官跑荫城驻日“据点”和长治“红部”，请求日本出兵驻扎西火。
    最终“红部”答应派冶狐小队在西火村边的关岭山要塞驻扎，准备征民夫，修碉堡，筑炮台，炮口枪口直对西火进出口，谋图卡住八路军通往长治、壶关、陵川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
    西火镇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又将面临灾难的严峻考验……
    西火怎么办？怎样能保证西火不搞维持？保住抗日根据地这个“棋眼”？成了申斗金地下党的当前重大问题，但申斗金万万没料到的问题出现了。
    盘踞在壶关县常行村的国民党顽固县长赵如镐和壶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马成骥，早就怀疑申斗金肯定是“地下党”、“暗八路”，曾多次向聂士庆打招呼，要求聂设法处置他。
    聂士庆前段时间忙于发动“十二月政变”，没有顾及马成骥请求处置申斗金之事。近期又多次到荫城日本据点和长治日本红部求援，日本答应了聂的请求，不久将派兵长期进驻西火镇。于是他才顾及这事，联想起了申斗金拒任维持会长羞辱他的事，不由气打一处来，随即安排荫城镇的维持会，立即动手处置申斗金和“同懋德”杂货店。
    一九四〇年五月的一天中午，一位地下交通员获得这一信息后，立即报告申斗金，要他立即转移，申斗金思考后说：“我一个人好说，西火怎么办？店中这么多资产绝不能给日本鬼子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