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279放手一搏(上)

    279放手一搏（上）
    烟雨如幕的庐山深处。
    第106团在凤凰嘴团部举行营连长会议。
    郭甫臣首先说道：“考虑到第106团在山区钻行作战须快捷迅速，师座指示该我团全部改为驮马编队，并把师直辖的第52山炮营配属第106团，此外，还将军的情报主任参谋曹格派来我团，协助指挥。大家欢迎。”
    一个长得非常不起眼的路人站了起来，他这个样子，放在人群里就是一滴水放在了水里。曹格迎着掌声敬个礼，又坐下。
    “老曹是个低调的人。”郭甫臣笑道：“此次深入迂回作战，全赖“奇”和“快”……”
    接到军的预今后，郭甫臣即悄悄将团主力逐步从马回岭正面转向西北地区集结，仅把1个步兵营和1个骑兵营等约2000人马留在马回岭的对峙线上，佯作主力。
    会上，郭甫臣突出强调了尤须注意之处，“本次作战成功与否，第一，在于能否对敌秘匿我之行动，官兵应对突破成功之要决特须戒心，夜间行动时，须于昼间
    作充分之准备，……绝对禁止使用手电筒。夜间移动昼间驻止之部队，绝对不许昼间行动；第二，在于行动是否迅速，在到达作战目标之前，如遭遇敌阵地时，不可使用过多兵力胶着一处，应尽所有手段，利用地形，迅速机动
    迂回，如不得已而须力攻之部队，可适当使用毒瓦斯，作扩大战果之准备。”
    接着，团参谋长详细交代了作战设想及各部队行进路线，并对官兵武器口粮携带数量作明确规定。
    “此次作战，为突入敌阵的无后方作战，粮弹药以自队携行为原则，官兵务须尽量轻装，设法多携弹药。每人携带口粮以6日份计，但在作战期间，一般以23为定量，则可维持9日……”
    某部排长请示，“现有伤病患者如何处理……”
    郭甫臣不等参谋长答复，即声色俱厉地说：“为增强团战斗力，伤病患者以携行为原则，各部队不得依赖卫生队，或野战医院，轻病者须勉与本队同行，途中所遇困难，皆以精神力克服之。各部队长须使本队官兵切实认识，掉队落伍者，必被敌俘。”
    团会议笼罩在一片肃杀气氛之中。
    郭甫臣跟着下达了作战命令：“团以主力，于10日内突破五台岭附近敌阵地，进出于德安西南方，自侧背攻击德安周围之地。”
    黄昏，第106团人衔枚，马裹蹄，借着暮色向南疾进。
    此番出征，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次行动都出乎北洋军队意料之外，是不折不扣的奇袭。杨帆骤出奇兵，堪称阴狠，时机把握也正在火候。此招一出，顿时打乱了北洋军队反攻瑞武路的既定步骤。
    麒麟峰、覆血山剧战之日，南浔和瑞武之间形成甚大之空隙，北洋军有力一部转用于瑞武路，已为敌机侦知。
    故由此空隙侵入，可以避开正面攻击之不利，且可解救第27团之危。故其第106团裹6日粮，向西轻装疾进。
    ……
    凌晨，刚刚经过一夜行军，正暗自为自己诡秘的行动而庆幸的郭甫臣团，突然在竹坊桂附近与第4军的搜索队遭遇。
    郭甫臣接到报告，又气又恼，仅仅一夜，奇袭就变成了公开，好在对方是搜索队。
    郭甫臣当即下令：“以小部队击溃敌军，我团主力按计划疾速突进，不得停留。”
    ……
    北京整月都是阴雨绵绵，满街烂泥巴。
    这天，雾散云开，大街小巷的梧桐树展着新绿，赏心悦目。晴朗的天空下，北洋政府的陆军部显得颇有气度，青灰的楼门虽不甚高大，却威严、肃穆。
    陆军总长段祺瑞在陆军部旁边的私宅主持的“庆功宴”正在这里举行。北洋军的军政要员齐聚一堂，正待举杯畅饮。
    袁世凯在宣统初奉“旨”养疴时，曾把价值30万元的府学胡同私宅慷慨地赠给段祺瑞，段祺瑞从那时起便住在这所房子内，在该宅辟一个侧门以与陆军部军需司的走廊相通，经常由这门出入。最近在陆军部闲的蛋疼的北洋旧人，齐集一堂。
    自从袁世凯把他儿子袁克定火速提拔的私人，因为江西战局的失利打倒一片之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旧人像过节似的，其中最活跃的就属王占元了。
    王占元满面涨红的说道：“……放弃兵权，老子并不在意，孙传芳是老子多年的老部下。只是南浔线大战刚刚开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削了兵权，我将何以对国人、对部下交待？几年来我一直是力主剿“匪”的，今日我的脸面往哪儿放？”
    王占元是怀着一腔怨怒，交接了指挥权，并把所属部队及后方军务交代后，径直回返北京自请军法裁断。
    王占元回到北京的日日夜夜，每每忆及此事都觉得不公平，一直耿耿于怀。
    “变相撤职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也是我在北洋这么多年一件最悲痛而遗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当时乃根据当面敌情，我军状况所下达之决心，不幸为大总统误认为我有保存第4师实力之嫌。实则我不仅对九江之战役毫无私见，即全抗日期间所有大小战役之过程中，莫不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全民利益着想，从未将私人利益的意念夹杂其间。固然，第4师与我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远在小站时，我首任该其长官，在指导作战时，任何配属我指挥之部队只寻求如何去部署达成任务，绝无衡量自己与其他部队之深浅关系，以保存自己实力之行为。九江战役后，未详细调查，即以‘王总司令占元即行调回’的命令变相撤职。我对职位视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级指挥官，有辱我的尊严，至为难堪。因我自问良心，毫无内疚，所以我回到北京后即自请军法审判。……”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 第1页/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