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第二十一章 朕用海商来对付漕帮

    漕军可以说是明朝各种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支部队。
    历史上李自成能如此迅速地攻破北京，除了瘟疫、兵灾的影响之外，还有一条就是明末漕运败落。
    当时入京漕粮仅剩百余万石，是原额规定的四分之一，在明末大鼠疫的横行下，这些漕粮根本不足以供给京师已然奄奄的官民反击外敌。
    漕军最初建立于永乐十三年，到成化年间终为定制。
    漕军沿用了卫所制，设置了与指挥使、指挥、千、百户、总旗相对应的把总、帮长、甲长等官职。
    一甲长管运船五艘，运军五十名，每船设一旗甲，下属有纲司、文簿、拦头、圆牌及牵挽运军若千名。
    朝廷建漕军，意在以军法结漕法，在运粮过程中，各船实行军伍连坐，甲不准越帮，帮不准越卫，卫不准越总。
    此外，还专门立了漕军佥补则例，运军因老疾病故需补充者，应于操备、屯田正军中选补，正军不足，方许点补余丁。
    漕军的编制共有十二总，在经过张居正于万历元年的改制后，万历十六年的漕军编制分别为南京锦衣总、旗手总、上江总、下江总、淮大总、扬州总、中都总、浙西总、浙东总、江西总、湖广总和山东总。
    与之相应便是晚明的长运法。
    其实平心而论，晚明的长运法在元明清三朝漕运制度中对百姓的负担是最轻的。
    漕军制在明朝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支运法，支运法下由粮长和漕军共同承担运粮的责任，一般是粮长承担四成，漕军承担六成。
    二是兑运法，兑运法下需要粮长就近将粮食兑给卫所，然后提供运费，再由漕军承担长途运输。
    这么一来，百姓只要付了运费，就省去了长途运输的麻烦。
    三是长运法，长运法下漕军直接到江南有粮的省份运粮，百姓连运输粮食到卫所的奔波都免去了，直接交付给漕军由他们运输，同样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钱粮作为运费就可以了。
    所以理论上来说，晚明百姓对漕运的负担只有规定数额的粮食和运输费这两项。
    朱翊钧的想法是这样的，漕军是现成的人手，十二万人的军队，迅速开凿一条胶莱河那还不是绰绰有余？
    且漕军由漕运总督监督，山东地方官员既不愿管事，那正好无功无过，乐得清闲，当然不会反对皇帝用漕军开河。
    八省的百姓原本要负担张诚口中那般多名目的苛捐杂税，现在漕军去开海道，再也不必付钱，岂不是个个弹冠相庆，高呼天子英明？
    张诚闻言却是一怔，
    “那漕军都去山东开凿海道，今岁的漕粮该怎么办呢？”
    朱翊钧道，
    “可以先用梁梦龙和王宗沐当年的海道对付一年，朕记得那条道，从淮安至胶州，再从北自海仓口至天津，一共三千二百余里，比漕运轻省多了。”
    张诚犹豫了一下，道，
    “但那条海道当年不是……”
    朱翊钧接口道，
    “当年那是遇了大风，才漂没粮米数千石，溺毙军丁十五人，胶莱河开了就没这样的事儿了，只是对付一年，科道官要弹劾就由他们去。”
    张诚道，
    “可如今财匮民乏，又哪里有银子去付给漕军去山东开海道呢？”
    朱翊钧一愣，道，
    “漕军运粮本是劳役，朕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名目让他们服役，出的力气都是差不多的，怎么还要另外付银子呢？这漕军运粮也不见他们要银子啊。”
    张诚道，
    “原来漕军的确有赡运田、有固定的月粮，还有行粮和轻赍银以及少量的赏钞，可自世宗皇帝时起，轻赍银便已归入太仓，不再补给漕军。”
    “再加上正统以后，赡运田也纳粮如故，不再优免，行粮、月粮不是被扣减，就是被充作造船料银，各官府差役过帮，都有索费。”
    “皇爷别看这漕军有十二万人，其实有不少都是后来从造船、屯种、杂差中添拨的余丁，或是雇募的民船民夫、替官户承佃的舍余、沿河的船户，抑或是土人、渔民、商贩以及运官自带的家丁和军伴。”
    “这些人要么是各州县强征来服役的普通百姓，要么是已经倾家荡产、入不出敷的漕丁，倘或皇爷开恩，他们继续漕运或许还有的口饭吃。”
    轻赍银是正兑漕粮外需要收受的额外加耗费用，一般折银征收，一部分用作沿途大小官吏盘剥的费用，一部分用作补充漕粮运输过程中的损耗。
    当漕粮运到京师仓库时，如果漕粮准额运到，则将轻赍银的一部分补给各总漕军，后来却被收归太仓，作为朝廷税收的一部分，再也不补贴漕军了。
    朱翊钧听得出张诚的意思，太仓的这部分收入是附加在八省大小官吏盘剥之后的，倘或没了漕运，朝廷的税收也会受影响。
    正是因为朝廷是最后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谁都不会提出要去改革漕运。
    历史上大明最后一次改漕运为海运是崇祯十二年，那时却已是为时已晚。
    朱翊钧笑了一笑，点出张诚话中的逻辑矛盾道，
    “既然这些漕丁本就受制于漕运，甚至因漕运而倾家荡产，那他们怎么会反倒会跟着那些官吏去维护漕运呢？”
    张诚淡笑道，
    “皇爷，这漕丁倾家荡产，和漕丁维护漕运的道理是一样的。”
    “为保四百万漕粮足额到京，一旦运粮船只沉没，或是漕粮纳仓不足米数，则要漕丁买粮赔补，漕丁若是稍有不慎，往往则借欠债积。”
    “因此许多漕丁为补家用，常常揽运货物，沿途交易，以期厚报。”
    从朱元璋时期开始，漕军就能在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用，这显然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出于安抚漕运官军的考虑，才准许漕军私货贸易。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私货贸易可以算得上是大运河对百姓的唯一一项好处。
    因为漕军携带的私货相当于变相的免税商品，朝廷对这部分交易几乎不收商税，运河沿岸的城市便随之出现了集市和商贸中心。
    万历年间的户部给漕军的定额是每船只能附带六十石私货，按照晚明一万二千只的漕船数目来算，那么运河沿岸的城镇每年起码能流通七十二万石的免税商品。
    利润如此可观，也难怪漕丁们不肯放弃漕运这项苦差了。
    张诚又道，
    “皇爷，漕运乃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并非虚言。”
    “漕丁于每年十二月就要到各水次仓接收漕粮，次年四、五月份启运至京，一直到十月份才能回空，修整不到一月，又要去接新的漕运任务。”
    “除了在运粮之时沿途贸易私货，他们再无其他办法补贴家用，倘或皇爷改了海运，这些漕丁漕工虽然没了负担，但同时也没了生计。”
    朱翊钧道，
    “你说得这些朕都知道，听说这些沿岸生意做大了的漕丁还结成了‘漕帮’，本事也不比那八省的大小官吏小。”
    张诚道，
    “他们结成‘漕帮’，其实是为了应付运河沿途盘验的官吏，这船上的货带得多了，运来的粮米就少了，因此一旦漕军违规载物，则就地没收货物并加以处罚。
    “而这运河一路，大小官吏可谓不可胜数，总兵官、巡按御史、督押御史、巡盐御史、巡河御史、沿河各兵备、各府州的管粮官员、淮安和天津的理刑主事。”
    “甚至连工部抽分厂管事和洪闸主事都有盘查货物、扣押粮船的权力，再加上分程稽查，难免矫枉过正。”
    朱翊钧道，
    “也就是说，朕想要为百姓免除漕运赋役，百姓却反倒不答应？”
    张诚笑道，
    “皇爷，百姓从来不是一个整体，这南方纳粮的百姓、中途运粮的百姓、携私货沿途做生意的百姓、和京师吃粮的百姓，全然不是一拨人。”
    “皇爷想改海运的心是仁善的，可是百姓见识短浅，只顾眼前蝇头小利，恐怕只会记得失去的利益，而不会念着皇爷您对他们的体恤。”
    朱翊钧这下算是体会到当年张居正的苦处了，
    “可朕就是想体恤他们，他们还能抗旨不从不成？”
    朱翊钧笑道，
    “胶莱河虽是为海运而设，但横跨山东省内，沿岸设闸口、集市亦是情理之中。”
    “既然漕帮和官吏们这么喜欢盘验、买卖，朕不妨就效仿宋人买扑，将胶莱河工程拿去南北二直隶招投标。”
    “谁要是能出钱替朕开凿胶莱河，朕就把胶莱河沿岸的关闸送归此人管辖。”
    张诚想了一想，出言提醒道，
    “即便江南豪商财大气粗，但也恐怕无一人敢同时开罪八省官员，万一到时无人投标……”
    朱翊钧笑着接口道，
    “不会，有钱自然有的是人想挣，何况胶莱河是朕钦定的项目，即便没人明着出钱，只要有人肯带头，暗着出钱的人定然有的是。”
    “再说了，漕运一个规矩，海运又是一个规矩，漕运的运粮官场能带免税私货沿岸贩卖，海运亦然。”
    “长江出海口四通八达，海运的官船出了海，是不是往山东走，除了胶莱河闸口的管闸人，连京师都不知道。”
    “朕只管到京的那四百万石漕米，至于这四百万石米是怎么运来的，用了多少海船运来的，用了多少人力运来的，中间又漂没了多少、坏损了多少，朕一概不管。”
    “倘或朕不管海运，山东地方也不管胶莱河，张诚，你猜闽浙粤有多少海商想占得长江出海口的先机？”
    “又有多少人抢着想把在漳州、泉州、广州、澳门受市舶提举司管辖的私人海船变成为朕效力的免税运粮官船？”
    “有这样赚钱的机会，那区区漕帮又算得了甚么？漕军既然负债累累，不是正好需要海商出钱要他们去替朕凿河？”
    “百姓当然不是一个整体，但是只要有利可图，他们抱起团来，可是连朕都无可奈何的。”
    张诚听了这番“不但让海商掏钱为皇帝开凿海运河道，同时还让他们乖乖向朝廷登记自家海贸商船”的宏图伟业，心中不禁一阵叹服，
    “皇爷圣明，只是奴婢仍有一事不明。”
    “既然这出头投标之人能掌胶莱河闸口，又能使闽浙粤海商信赖有加、趋之若鹜。”
    “那此人必定不但要家财万贯，还要能对朝中大小官员无有畏惧，同时还要对皇爷忠心耿耿，甘愿为皇爷行这冒险之事。”
    “这朝野上下，究竟有谁能同时满足皇爷的这些条件呢？”
    朱翊钧微微一笑，道，
    “郑国泰父子如何？”
    张诚倏然一惊，脱口即道，
    “贵妃娘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