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勇卫营

    崇祯皇帝转过身，对刘宏明说到：“宏明所说，朕已是明白了，这天下早已是乱世之争了，只有兵强马壮才有希望。
    不瞒宏明，朕在崇祯二年就让李邦华整顿过京营，虽有效果，但是后来百官勋贵施压，不了了之啊，李邦华也被赶出京师。”
    刘宏明知道崇祯二年李邦华整顿京营一事。
    大明京营诞生于永乐时代，又常被人称作三大营——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一开始是五军营主营阵，是军队的主要战斗力；神机营主火器，是部队的主要火力输出点；三千营主巡哨，负责出征时期的外围侦察等。
    那时京营共有七十二个卫，约四十万之众。而驻扎在京师的还不止这些部队，每年都有从外地前往北京的军队称作“班军”，作为京营的辅助力量和补充。
    京营的定位是野战军，而非城防，因此在创建之初，经常对外作战，比如永乐帝六次北伐蒙古、进兵甘肃青海，都有京营的身影，有时作为辅助力量、而更多的时候是战争主力。
    土木堡之战后，京营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军事世家执掌京营的格局被改变，兵部文官和宦官开始作为军事主官掌管京营。此时的京营被改革为了“团营制度”，也就是精锐集中起来由将领率领。虽然后来几经更迭最终恢复三大营制度，但是却为后来京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明朝中期，内外局势日渐平缓，内外战争逐渐减少，而募兵制的兴起，使得京营越来越少地被地方“租借”过去，因此京营也迎来了他的和平时期。不过这一和平，就让京营万劫不复。
    在经历过改革之后，京营的指挥权被转移到了多方势力的手中——勋贵武臣、提督宦官、协理文官各分一杯羹。
    武官作为军队的直接统帅，经常克扣各种名目的军费军饷，以至于“支粮则有，调遣则无”。也就是说，军饷会按照规定发放，但是实际却没有这个人，军饷落入将领私囊。更有甚者，名将郭英之后郭勋竟然将骑兵战马草场租借出去以获利润，使得部队战马无从补给。
    而实际在营的部队，也时常领不到军饷，因为“口食不给”、“以相保寝食而已”，士兵素质极为低下，往往面有菜色、不能穿戴甲胄，骑兵也“上马亦不能挥鞭而驽马”。
    京营到了崇祯帝手中，已经是积重难返，别说像在永乐时期担任野战主力军，就是城防守备都会有问题。
    但崇祯帝依然决议改革，他派遣东林党人李邦华主持京营整顿的任务。
    到任视察京营状况，十万大军，实际仅存一万七千（“堪战不及十分之一”），而且“全无号令，不谙步伐”。
    明军倚重的火器“点放不齐，仰天虚发”，军中紧缺的战马也“不可问”。装备被士兵私自贩卖、部队的军费积蓄也损失殆尽。而来京共同操练的班军也从以前的十余万变成了“五千三百四十二”，就连戎政府的储备银也被人盗窃一空。
    崇祯时代的京营集各朝各代之大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不但问题多，还更加严重。
    于是李邦华提出“一补军伍，一精练拔，一清占役，一节马差，一省马军，一；练神器，一习飞石”的改革方针，势要一改本朝之积弊、还天子一可战之军。
    在李邦华躬亲力行的情况下，京营结果大为改观—，一方面经常检查士兵人数，使得士兵不再缺额，并且亲自检查士兵素质与操练，及时裁汰不过关的士兵；
    另一方面，禁止士兵参与工程、不准战马借出。使得京营的战斗力在短期内迅速攀升，至少可以参与城防守备。
    但京营的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以至于“诸失利者衔次骨，而怨谤纷然”。在崇祯二年清军入寇畿辅的战争后，利益集团大多上书弹劾，将李邦华被赶下职位。
    李邦华之后，继任者引以为戒再难以开启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依旧有局部的改善，但再难以让京营涅槃重生、强大如初了。不过京营之众依旧涌现出了一批忠勇双全的将领，有效减缓了明朝灭亡的脚步。
    比如京营名将黄得功，多次率军击败张献忠部队、抵御左良玉东下，随后在江北拱卫南京，与清军作战时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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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皇帝继续说到：“朕当时还以为李邦华并无实干之能，后来朕也看明白了，朕京营里不知道有多少人牵扯其中，这里面的水不知道有多深啊。
    朕后来也派过官员整顿京营，可是都是无功而返啊，现在看来，还是李邦华有胆气才能。
    好，京营朕动不了，朕动朕的亲军上十二卫总不能说些什么吧。”
    刘宏明清楚，崇祯皇帝说的就是勇卫营。
    崇祯时期，大明天下烽烟四起，内有农民义军烽火遍布中原，外有满清八旗在辽东虎视眈眈。
    然而做为大明的官军，军队疲弱，京营更是没有了当年的赫赫之名，彪悍敢战的将领却日渐跋扈难制，强枝弱干之势已有苗头了。
    作为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崇祯急需一支忠于自己英勇敢战的军队，是以任命“信邸旧人”曹化淳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御马监印务总督勇卫营，曹化淳受命把原腾骧四卫编练成为新的勇卫营，并且任命内廷知军事的卢九德和刘元斌出任监军，直接带兵的将官由精心网罗一批忠诚敢战之士担任。
    出身辽东久经战阵的周遇吉和黄德功，出身京营孙应元被纳入勇卫营，日后都为大明立下赫赫功劳啊
    崇祯皇帝对新成立的勇卫营寄予厚望，给官兵开出优厚的待遇。由于精心编练措施得当，勇卫营迅速形成战斗力。
    第一次参战勇卫营就直接面对大明第一劲敌清军，崇祯九年皇太极绕道长城独石口寇边，在各路官军皆胆怯不敢战的情况下，勇卫营却转战良乡、涿州累立战功，脱颖而出。黄德功因功提升为都督，孙应元提升为副将、周遇吉也提升为先锋营副将。
    崇祯十年八月二十五日，黄德功带领扩充后一万二千多人的勇卫营，一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进入河南抗击李自成声势浩大的农民军。十二月在河南的郑州、新密大战两场，斩首一千七百级，大获全胜。
    第二年正月四天内三战三捷，斩首二千九百多级。农民军受挫后由河南转向江北，黄德功、孙应元带领骑兵由南向北横扫农民军，这时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受不了打击的农民军纷纷向官军投降。
    这时关外清军又入关了，在各路官军避让清军锋芒的时候，黄德功去带领勇卫营与清军大战吴桥。
    在后来与农民军的战争中，由于督师杨嗣昌错误战略，明军在剿寇战场上累战累败，连骁勇善战的四川石柱土司总兵秦良玉带领的白杆兵也全军覆灭。
    虽然战场处境也来越艰难，但是勇卫营在周玉吉的带领下在荆湖战场的丰邑坪大破曹操罗如才，不久后刘元斌又在霍山大破农民军。
    由于明军的整体失败，崇祯十五年勇卫营大将孙应元在罗山孤立无援力战而亡。周遇吉因功升任山西总兵，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带领农民军东渡，沿途明军纷纷投降，只有周遇吉坚决抵抗，在代州防御战失利后，带领残部退守宁武关，在格杀数十人后力竭被俘，宁死不屈，周遇吉夫人也在巷战中被纵火烧死。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弘光政权在江北设置四镇，黄德功出镇庐州封靖南伯。
    弘光政权的北面屏障江北四镇，其他三镇东平伯刘泽清、广昌伯刘良佐、平兴伯高杰均是骄横不法军阀，只有黄德功进止惟朝廷命，按弘光朝廷的命令行事。不久后就在铜陵平定了来势汹汹的左良玉叛军，化解弘光小朝廷的最大危机。
    同时清军也南下了，江北其他三镇逃的逃，降的降，迅速被瓦解。
    不久后南京也陷落了，弘光皇帝逃到芜湖黄德功的军营里。清兵来袭，黄德功在荻港与之大战，身先士卒手臂几乎被砍掉，但依旧佩刀坐在小船上督战。
    清兵久攻不下令投降的刘良佐劝黄德功投降，被黄德功怒骂而退。这时被埋伏的刘良佐身边的叛将张天禄张弓射中喉部，黄德功知事不可为，不愿降清。掷刀拔箭，自刺其喉而死，其妻得到消息后也自尽而亡。不久后弘光被俘。
    在面对实力越来越强大的农民军，只剩下黄德功带领的勇卫营丝毫不惧，在潜山再次大破张献忠大军，并且与刘良佐一起消灭了闯世王马武和三鹞子王兴国两股农民军。
    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崇祯皇帝命令勇卫营追击张献忠农民军，这道命令搬掉了李自成进军北京的道路最大障碍，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两天后就陷落，如果是勇卫营镇守北京说不得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刘宏明明知故问道：“陛下所说的可是勇卫营？”
    崇祯皇帝点点头：“宏明说的不错，勇卫营至今为止，可是立下赫赫功劳，就连朕的爱将孙应元也为国战死了。”
    刘宏明附和道：“陛下说的极是，勇卫营可谓是大明第一劲旅啊。
    勇卫营的大将孙应元，周遇吉，黄德功都四处征战，最后为国捐躯，官兵也是为国奔波啊。
    就是监军卢九德和刘元斌两位公公都是忠贞为国啊，可敬可叹啊。
    可惜勇卫营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又要四处分兵，最终没能扭转局面啊。”
    崇祯皇帝也不由感慨：“是啊，若是大明再多上几支勇卫营这般的劲旅，大明的局势怕是早已平定了啊。”
    刘宏明不敢苟同崇祯皇帝的说法，但是他确定，再多上勇卫营这样的军马，局面肯定不是这般了。
    刘宏明猛然反应过来，是啊，再建一只勇卫营这般的军马，不说别的，在京师皇帝的力量定会大大增加，京师的安全就能多一分保障啊。
    刘宏明意味深长的看着崇祯皇帝：“陛下，如今京营不堪重用，整顿一时又难以下手，京师流民众多，不乏劳壮，何不征兵扩建勇卫营？此时，正是大好时机啊。”
    崇祯皇帝皱皱眉，现在虽说有了些钱财，可是征兵，养兵，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别的不说，一支万人军队，人吃马嚼，每月饷银，盔甲兵器，若是想建一支精兵，林林总总怕是几十万两白银都打不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