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孙中山》第16章

    3月10日下午3时，对于袁世凯以及他的一帮幕僚们来说，这是十分特别的一刻。因为自此以后，袁世凯——曾经的官宦世家子弟，后来的北洋新军创始人，不久前的清廷内阁首辅，将走向人生的最高巅峰，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即使与孙中山在南京的就职典礼相比，袁世凯的典礼也算不上隆重（当时孙中山在南京的就职典礼，不少人便认为太过草率了），参与观礼的不过百余人。
    不过，如果仔细的端详一下观礼者的服饰打扮，却可以发现，这典礼还是很有喜庆色彩的。赵秉钧等人自不待言，一个个衣冠楚楚，衣着打扮极为正式，有穿西服戴礼帽者，也有穿军装佩长剑者。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其他人等，有辫子或者没辫子的就不说了，居然还有直接顶着颗乌青铮亮的光脑壳的。
    而这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却是几个身穿大红喇嘛服的喇嘛。
    就职仪式由蔡元培主持，他也是南京方面派过来的代表。
    蔡元培宣布典礼开始以后，袁世凯在众属下的祝贺声中施施然登台，随即开始宣读其就职宣言：“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杨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冤枉，祈达国家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
    宣读完誓词，他随即将誓文递交给蔡元培。蔡元培接受誓文以后，代表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随即答谢，表示：“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对于北洋人而言是一次胜利，而对于革命党人而言，却实属无奈之举。革命党人最初的想法，只是同意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而想把持内阁，以便按照他们的理念进行治国。然而，随着北洋军在军事上继续保持巨大优势，一帮立宪党人选择袁世凯当他们的代言人，这一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
    政治上的斗争向来是最残酷的，虽然未必见血，但是其血腥程度却丝毫不亚于炮火纷飞的战场。这让孙中山觉得放弃组阁权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用律法加以限制。
    于是，就在袁世凯宣布就职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参议院在临时约法公布以后，由议长汤尔和亲自去电北京，承认了袁世凯的总统身份的同时，强调：“本院代表国民，尤不得不拳拳敦勉者：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从17省军政府都督商议成立中华民国，到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再到溥仪宣布退位、袁世凯继任大总统，这么多大事，就发生在几个月里。
    毛泽东自加入湖南新军以后，每月军饷都用来购买报道时事的刊物以及其他进步书籍，他从报刊上看到了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变故。
    他心中不禁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国家大事难道是儿戏吗？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和政治结缘，毛泽东无疑正是这样一种人。
    他在前年春考入湖南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以后，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影响颇深，认为中国只有进行改良才可能获得新生。而在进入长沙以后，因为受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的影响，他的思想有所转变，转而开始支持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现在，在响应革命党的号召投笔从戎加入湖南新军以后，毛泽东的思想再次发生了改变。此时，虽然革命党人在和袁世凯的交锋中落于下风，而不得不拱手让出革命成果，但是就全国而言，总体的政治空气还是积极向上的。
    而让毛泽东发生这种想法改变的，却缘于一次偶然事件。
    众所周知，武昌起义之所以成功，湖北新军居功至伟。然而，就在武昌起义胜利后不久，在守城新军中，居然有士兵如此回答“革命后，汝等可好”这个问题：“吾人食皇帝俸禄，但知效劳皇上，不知其他。”
    这则对答，他人本来是作为笑谈来讲的，却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革命虽然已经成功，但是，民众的认知水平却极为低下。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有义务改变这种状况。那么，继续读书，从知识层面唤醒国人才是我当下该去做的！”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在参军半年后，毛泽东选择了退出湖南新军，继续求学。
    革命已经成功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3月9日，昔日的清朝外务署，今日的总统府，几个身着洋装，高鼻碧眼的西洋人施施然坐在袁世凯的对面，手上捧着前清皇家专用的茶盏，一边品着香茗，一边和身为主人的袁世凯交谈着。
    袁世凯如愿以偿，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一度意气风发，乃至在就职典礼结束后当晚就在亲信面前狂言：“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言毕狂笑不止。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袁世凯更是要急于表现一把。
    总统宝座还没有焐热，他便以本大总统为名颁布了多条法令。然而，这三把火才刚刚点着，他的兴奋劲就不得不戛然而止。总统这个职位，固然给予人莫大的权势和荣耀，同时，却也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套用他自己的话说，“作为深孚国民之期望的一国总统”，自然要想方设法改变国内当前民不聊生的现状。
    彼时的中国，百业待兴，偏偏中央财政系统近于瘫痪，民穷乏金，袁世凯即使有百般手段，却也只能徒叹奈何。另外，他还想着趁早解决南方诸省军事独立的难题，所以迫不及待的要求各省进行裁军，以保持北洋政府的军事威慑力。这更需要庞大的资金予以维系。基于这个现实，袁世凯的幕僚们想到了举借外债的办法。
    而一直谋求垄断对华贷款的四国银行团，便在此时隆重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