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骡子》第 27 部分阅读

    文军的那套住房给了医院办公室杨主任。杨主任是从兄弟医院调来的，三代人住间房，这李文军是知道的。李文军还知道杨主任是院长的亲戚。李文军并不讨厌杨主任，李文军的不舒服来自于院长不跟他商量就把该分给他的房子给了杨主任。那天傍晚他在医院里散步，无意中看见那房子居然挂了绿色的窗帘，房里还亮着灯。李文军走过去，看见杨主任正和爱人在房里搬东搬西，而杨主任的母亲却在厨房里炒菜。李文军没说话，事后他对院长说：“再怎么说我也是副院长，你也要跟我商量，经我同意。”院长哈哈笑，“这是党支部讨论时作出的决定，你不是党员，没参加支部会议，我忘了让人通知你。”李文军想起当年转业时，负责安排他工作的领导说“你暂时委屈下”，可是好几年过去了，他居然还在这个医院当副院长，这让他心里窝了火。又想院长惟我独尊，动不动就拿党支部压他，欺负他不是党员，这就让他在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写了那篇关于我对释放侵略中华战争中的日本战犯的点个人意见的大字报，这大字报被他贴在医院的宣传栏里。
    这个标题很长的大字报写满三页，简直是直接跟共产党叫板，说他认为全国人大作出的决定是个错误，共产党不应该宽释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等等。李文军还在大字报里对事不对人地说：“我发现有的共产党员老是抓着些人的‘历史’问题不放，不信任人，好像医院是他个人开的”等等。大字报在医院里引起哗然，医生和护士们都争先恐后地站在宣传栏前看和咂舌及掩着嘴小声议论。院长的脸气肿了，把市卫生局的领导叫来看大字报。院长说：“这个李副院长竟把矛头指向全国人大，他算什么东西？个前国民党师长，也太猖狂了！”市卫生局的领导觉得这事马虎（fuguodu.pro）不得，找李文军谈话，李文军仍振振有词：“我不同意宽释日本战犯！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几十代人都抹不去的，怎么能宽释？”市卫生局的领导跌下脸来，“你这是不跟共产党走，是把自己凌驾于全国人大之上啊。”李文军脸不识时务地挺胸，副好汉做事好汉担地说：“不敢，但我坚持个人意见。”
    这年十月，中央制定了右派分子的划分标准，标准有十条，在报纸上经登出，李文军就清楚自己是“右派”了。院长找他谈话时，李文军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就不想“死”得很难看，他脸高大地说：“抗日战争中，我曾多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我的很多弟兄都在抗战中死了，我能活到今天，已经够幸运了。”院长说：“你有这个认识，那就好。”李文军脸上的表情变得更硬了，“日本侵略军的大炮和飞机在我身边轰炸时，我都没怕过，还怕打成右派？”他说完这话，走了，觉得自己是南宋时期的岳飞。
    我们家的亲戚里也有两人被打成“右派”，他们是郭家父子。父子俩被同时打成右派，这即使在那个很左的年代，也是件稀罕事。公私合营后，兴南被褥厂被更名为“长沙被褥厂”，郭兴南虽仍是厂长，但公私合营，上面派来几名党员，几名党员在被褥厂敲锣打鼓地成立了党支部，权力于是都集中到厂党支部的书记手上了。书记姓李，浏阳人，干过游击队，祖宗八代都是雇农，他早就看着穿着绫锣绸缎的郭兴南不顺眼了。农村里，地主不是被镇压了就是被打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而城市里像郭兴南这样的资本家还整天穿着绫锣绸缎，这里走那里看，四处指手划脚，这让李书记觉得应该打压下郭厂长的气焰。李书记把厂里大小事情的决定权都揽到自己手上，他总是在会上强调：党领导切。这样左次右次的强调，被褥厂的男工人也好，女工人也好都不听郭厂长的了。被褥厂有很多职工没住房，或住在十分破旧（fqxs）的窝棚里，而郭兴南家六口人仍住着那么大的房子，这让李书记忌恨，于是他在会上说：“郭厂长，现在公私合营了，你们家的房子过去是你的私人财产，现在它是公家的了。厂里很多人住的条件相当差，党支部决定，你们家只能住三间房子，其它房子都要腾给职工住。”郭兴南说：“公私合营时，我并没把房子登记进去。”李书记不耐烦地摆手，“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资本家早成狗屎了，你还想过资本家的瘾？”
    房子当然腾了出来，有五户职工先后搬了进去，其中就有李书记和厂保卫股刘股长。郭兴南家住着楼的三间房子，李书记家正好住在郭兴南的头上。李书记打开窗户，就是芙蓉树，这个季节里芙蓉树上开满了花，花香直接从窗户传入房间。李书记深深地吸口花香，觉得旧（fqxs）社会里资本家的日子真他妈的好过，家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佣人甩了三四个。郭兴南的心情却糟透了，这就让郭兴南在“大鸣大放”的后期放了炮。郭兴南，这个多年里以投机取巧和大胆冒险而著称的湘南汉子，虽然五十多岁了，但敢于拼的赌性却没法泯灭，他写了张大字报攻击厂党支部李书记是个农民。他没有多少文化，字写得差，就让儿子郭铁城代写，他口述，说：“有的人农民意识强烈，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在厂里搞帮派，不是浏阳人他就不提拔，而且不懂生产，只在厂里强调要突出政治，致使厂里的生产下降，质量大不如从前”等等。
    这张大字报就贴在被褥厂的墙上，进大门便能看见。大字报虽然没点名，但厂里人人都晓得李书记是浏阳人，生产股长也是浏阳人，厂销售股长是浏阳人，新提拔的厂保卫股刘股长还是浏阳人。李书记在厂党员会上拍着桌子道：“浏阳人怎么啦？王震司令员就是我们浏阳人，王首道政委也是我们浏阳人，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是从我们浏阳开始的，浏阳人敢为天下先，敢革命！坏人总算露出了狐狸尾巴。这哪里是攻击我？”李书记把郭兴南往死里拉道，“我算什么？他是把矛头指向上面，因为公私合营后，他再也无权榨取工人阶级的血汗了，他恨社会主义恨共产党。他这是攻击我们共产党！”
    郭兴南就是这样成的“右派”，张大字报把他的生写到与地狱交界的底层社会里去了。我大姐夫郭铁城本来可以不打成右派的，我大姐夫读了书，没有父亲霸道，相反，他是个懦弱识时务的人，为人谦和，他也没写大字报，可是那年月打右派是有指标的，厂里熟悉他们家的人都晓得郭兴南不通文墨，写不出那么手漂亮的毛笔字，于是大家都说郭兴南贴出的大字报是他儿子郭铁城写的。我大姐夫以前确实拿毛笔为其父写过些东西，比如通知全厂职工端午节到了，下了班去厂部领盐蛋和粽子。又比如中秋节到了，厂里准备了月饼，每人斤等等。这样的通知，年年都要出，每次都是我大姐夫大笔挥，就贴到厂门口了。既然厂里人认出来了，问题就跟来了。
    有人把这事添油加醋地传到了红旗牌油漆厂。红旗牌油漆厂的前身是郭兴南创办的兴旺油漆厂，厂里百几十人，公私合营后，我大姐夫在红旗牌油漆厂任副厂长，但不管事，也没人要他管事。那辆奔驰车就成了公家的车，早两年被上面收走了，说是红旗牌油漆厂的厂长和副厂长，只能算科级干部，还不够坐奔驰车的级别。我大姐夫像他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人，知道社会主义了，大少爷脾气是让人讨厌的，就假装高兴地接受这个现实，骑着单车上下班，还常常穿身工作服，这里走那里瞧，见人就迎上去打招呼，“你好你好”，笑眯眯的，客气得让人觉得他犯贱。
    .，.小说
    第98章
    我大姐夫看报听收音机，政治性强，也敏感，知道社会主义了，自己这资本家公子的身份不逗人喜欢，定要学会忍辱负重。他对我大姐家桃说：“只要我不惹别人，别人也不会惹我。”道理虽如此，但也有个案，个案就是他不惹别人别人也要惹他。坐在他隔壁办公室的厂工会赵主席恨透了他，把自己身上的痨病归咎到我大姐夫身上。赵主席是老职工，三十年代就在油漆厂当学徒，闹下了肺病，而之所以得了肺痨，医生说“主要是劳累过度”。赵主席想他还不是年轻时为多挣几个钱养家，在郭家开的油漆厂拼命劳累所致？他如今是工会主席，厂领导之，偏偏弄了个痨病缠身，于是他想寻机报复。他对郭铁城副厂长上班经常迟到早退很有意见，他曾跟厂长反映，厂长说：“不好办啊，郭铁城曾是这个厂的东家。”赵主席觉得厂长有点偏袒郭铁城，指出道：“还什么东家？早公私合营成国家的了。”
    赵主席没有厂长那么仁慈，局领导来检查工作时，他以工人阶级的身份很不客气地放了炮。局领导要求各厂矿把厂里于“大鸣大放”中跳出来的人报到局里去，在整理报上来的材料中，红旗牌油漆厂居然没报，局领导就来了。局领导是个女的，说口北方话，着身列宁装，脖子上系条灰色围巾，很神气。女局长把油漆厂的党员们召集到办公室开会，问厂里的情况时笑笑说：“怎么，你们红旗油漆厂就没个右派？”大家都望着女局长，女局长又说：“十个指头都不样齐啊，你们厂百几十人，个个都好？”
    工会赵主席感觉机会来了，就装做气呼呼地说：“局长，有个人，不知他的情况够不够右派。”女局长就鼓励地看着赵主席，“说说看。”赵主席便添油加醋地把郭铁城的情况汇报给女局长听，“他和他老子起写大字报，”赵主席气愤地说，“攻击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农民，在厂里拉帮结派。这不是诬蔑共产党吗？！”女局长听这话，脸都黑了，女局长就是农民出身，她丈夫也是河北的农民，“农民怎么了？”女局长来气了，“就得老实呆在地里被封建地主剥削和压迫？我看他就是个右派！”赵主席更来劲了，说：“新中国都建立八年了，人人都在劳动，他仍然在吸我们工人阶级的血汗，在厂里东游西荡，不干活，很虚伪，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女局长觉得这种把自己凌驾于工人群众之上的人，应该打压，就批评厂长说：“你啊，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可以由着他个资产阶级胡来？还瞒着不报，你的政治立场到哪里去了？我看这个人就很右派。”
    就这样，没写张大字报，没在人群中发表过次不同政见的郭铁城也成了右派。当厂保卫股长拿着局里下达的“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的处理决定，通知我大姐夫并限令他们父子三天之内搬离长沙，回老家郴州资兴县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劳动改造时，我大姐夫哑了，他可没有打过日本鬼子的李文军那种兵来将挡的气慨，脸白得如张纸，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句话：“我向你保证，我没反党反社会主义呀。”保卫股长是个铁石心肠的男人，他冷冷地说：“要我看，当右派比打成现行反革命还是好点。”
    我大姐夫满脸悲愤，因为他不但没反社会主义，相反，他觉得社会主义确实比过去强。他父亲也不是反社会主义，而是讨厌厂里那个自以为是的李书记，如今他们父子被双双打成右派，他觉得冤，人就蔫得同酸黄瓜样。他对我大姐说：“我实在小心，这期间厂里开会我都没发过次言，怎么还是打成了右派？”我大姐也觉得我大姐夫冤，大姐见被打成右派后满脸凄然和迷（xinbanzhu）茫的丈夫，就硬着脖子表示她不在乎道：“有什么要紧？又没把你枪毙，比起早几年那些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你和你爹都算幸运的。”我大姐夫却缩成团，冷得直哆嗦。我大姐抱来被子盖在他身上，大姐夫仍瑟瑟发抖。大姐又抱来儿子盖的被子盖到丈夫身上，大姐夫仍冷得牙齿打颤，“家桃，我害了你。”大姐觉得她丈夫的抗变能力太低了，说：“到了这个份上，还说这个干什么？我跟你去资兴县。”
    大姐那天上午回来与爷爷奶奶和爹告别时，穿着黑呢子大衣和条黑长裙，条玫红色的丝围巾缠在她修长的颈脖上，头短发很有形地披在肩上，人就很漂亮。我大姐是那种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女性，也只有在战火中在军人家庭里长大的姑娘才能成为这种宁死不屈的女性。这样的女人是不会把痛苦搁在脸上展览的。她妈能吃苦，但她妈吃了苦却像老牛样将吃进肚子的苦反刍到脸上，何家桃在城里受的教育，教育让她学会了坚强和掩饰，就要脸，于是她把所有的酸楚都咽进了肚子。大姐望全家人眼说：“我们要搬家了，特来辞行。”奶奶问她：“搬到哪里去？”大姐说：“郭铁城父子都打成了右派，被遣送回原籍，厂里限定我们三天内搬家。”大姐说完这话，笑了下，但那种笑实在是强颜欢笑，就十分凄迷（xinbanzhu）。大姐那年还不老，玫红色的丝围巾把她的脸衬托得很白净，正因为太白净了就能透出内里的忧伤。毕竟她遇到的是件倒霉事，虽然她那坚强的性格让她选择了接受。
    大姐在家里吃了中饭，吃中饭时侄儿何白玉放学回来了，何白玉看见她姑妈就叫声大姑妈。白玉见桌上桌菜，高兴道：“啊呀，今天是谁生日还是过什么节？这么多菜？”平常家人吃饭，遵循爹规定的三菜汤的标准，那天大姐将走，我妈和张桂花就特意多做了三个菜，腊肉腊鱼都上了桌，还有只鸡，是特意杀的，为大姐饯行。何白玉闻到鸡肉的香气，特别来劲，脸上喜滋滋的，夹个鸡腿就吃。玉珍说：“白玉，你大姑妈家人要走了，你敬下你大姑妈。”白玉边吃鸡腿边问：“去哪里，大姑妈？”大姐回答侄儿说：“去很远的个县城，你大姑父被打成右派了。”白玉已从别人嘴里得知“右派”不是好人，很不理解地叫起来：“大姑父蛮好个人，怎么也成右派了？”大哥说：“你吃饭。”
    何白玉身高米七了，要穿四十三码的球鞋，穿四十二码都打脚了，这让爹和奶奶都隐约想起我那个至今下落不明的大叔，因为我大叔就长着双又长又臭的大脚。何白玉副大人模样地端起酒杯，酒杯里盛着半杯葡萄酒，他对他大姑妈道：“大姑妈，打成右派也不要怕，无所谓点。”我们都望着白玉，这个少年竟说出这样坦然自若的话，真让人吃惊。白玉又说：“大姑妈，侄儿祝你路顺风。爸，我这句话没说错吧？”大家都不明白白玉哪里学的这套，说话的语气和表情简直带着社会习气。大哥绷着脸说：“少啰唆。”大姐却端起酒杯与侄儿的酒杯碰了下，大姐把杯中的葡萄酒全倒入嘴中，这才昂起张尽管还十分漂亮却让家人感觉凄凉的脸。大哥开口了，“家桃，大哥说句，要是那里住不下去，你就回来住，家里有你的房子。要是那里的人欺负你，你绝不能老实，老实，别人就会骑到你头上。”大姐感动地点下头，秀梅突然叫声“姐”，眼泪不听使唤地从她眼角涌了出来。
    大姐走了。大姐那天从我们家折回她公公家时，家人已收拾好行李等她了。大姐隐瞒了当天走的实情，她不想奶奶爹和她妹妹送她，那天很冷，大姐不愿意娘家的人看见她于凄风苦雨中拽着儿子前行，她的自尊心让她觉得什么都可以舍弃，但脸面不能不要。当年，她执意要嫁给郭铁城，为此她被父亲喝斥，被奶奶责备，现在她得把这枚苦果无声无息地消化掉。她不愿意娘家这边的人看着她跟随丈夫家人走进可想而知的苦难中。他们是乘五点钟的火车南行，家人都跟几根酸黄瓜样蔫在家里，似乎身上都抹了盐，人也萎缩了。当然，对于刚读小学年级的郭香桃和三岁的郭承嗣，姐弟俩并不晓得，这种命运的改变等于是致命击。姐姐拿着算盘子，丢到地上跳着，弟弟手捏纸飞机，嘴里发出起飞的叫声，看见母亲回来就把头偎到母亲身上。我大姐夫看了眼表，已经三点刻了，他轻声说：“我们该动身了，家桃。”家桃点下头，大姐夫去叫了三辆人力车，人力车到，郭兴南父子就人手中拎着口大皮箱，吃力的模样向人力车迈去。人力车夫下车接，说了声“这么重”，就在这时，住在楼上的李书记探出头来喝道：“等等。”
    郭兴南和郭铁城同时转过头，听见连串急促的脚步声跑来，是保卫股刘股长——个矮个子男人，刘股长的后面还跟着两个人，都是被褥厂保卫股的，事先就来了，都虎（fuguodu.pro）着脸。李书记不急不慢地走来，表情严厉地说：“把箱子打开，要检查。”郭兴南黑着脸道：“这都是我私人的东西。”李书记不饶道：“不检查，谁能保证你没拿公家的财物？”郭兴南不肯打开箱子，与李书记僵持着，李书记冷冷地对刘股长道：“去，把派出所的同志找来。”
    大姐夫听李书记这么说，脸都白了，他是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见到的是讨好他爹妈或他的嘴脸，从没见过这么严厉的面孔，心就慌，同煮饺子样。他看眼表，又看眼父亲说：“爸，让他们检查吧？”郭兴南左右望望，低下头，打开坚实的黑牛皮箱，黑牛皮箱里还有口小箱子，小箱子上锁把黄铜锁，刘股长搬了下，感觉很重，便说：“李书记，这口箱子很重。”李书记又要郭兴南打开这口小箱子，郭兴南说：“这是我多年的积蓄。”李书记的张马脸拉得很长，厉声道：“打开。”郭兴南感觉自己很无助地掏出钥匙，打开箱盖，箱子里蒙了层黄布，揭开黄布，三十块金砖就在天光下闪闪发亮。李书记说：“这么多黄金，你拿到哪里去？”郭兴南说：“李书记，这是我的私人财产。”
    年轻时在农村里当过流氓无产者的李书记却不这样看，他觉得这些金子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就正言道：“这是你当资本家时剥削的工人阶级的血汗，必须充公。”李书记继续严厉地谴责郭兴南道：“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手，这箱金子全部充公，交给国家搞建设。”郭兴南气得脸都青了，我大姐夫说：“爸，算了，不要了。”李书记又疑惑地看着搁在我大姐夫脚前的箱子，“把你的箱子打开检查。”我大姐夫只想逃走，逃出他既害怕又厌恶的李书记那阴险严厉的目光所监视的范围，那刻，哪怕有个地洞他也愿意钻进去！他知道面对这种脸雄赳赳的很霸道的人，不打开箱子肯定是做不到的。他打开了箱子，箱子里用黑布裹着大包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也是他的箱子提起来很沉重很吃力的原因。李书记对眼睛发亮的刘股长说：“看见了吧刘股长？我跟你说你还不信，资本家就是资本家，死到临头还要把钱财带到棺材里去！都没收。”
    郭兴南发怒（shubaojie）了，把揪住李书记的衣领，把李书记拉到自己的脸前，“我要操你祖宗十八代！”李书记大声说：“右派分子郭兴南，你老实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长沙市！”郭兴南握着的拳头举到半空，李书记厉声喝道：“你敢打国家干部，就是反革命。”郭兴南的拳头悬在半空没敢落下来。李书记冷笑道：“你个臭资本家还敢逞凶，你想找死，我马上给你搭个跳板让你去见阎王！”我大姐夫逮住他父亲的拳头，他父亲气得浑身发抖，蹲到地上，用力捂着胸口，脸都扭曲了。郭香桃和郭承嗣个抓着妈的黑呢子长裙，个揪着妈的黑呢子大衣。我大姐对李书记说：“李书记，请你打个收条给我丈夫。”李书记横眼我大姐，“什么收条？这是没收”我大姐说：“李书记，你不要欺人太甚。”大姐用坚定的目光盯着李书记，“我们家的金子和银元，你说要充公，说没收交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我同意，也算我们郭家做了贡献。但我要你打个收条你都不打，你什么意思？”
    李书记当然知道我大姐，既知道我大姐有国民党的将军父亲，又知道我大姐有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叔叔，他对我大姐就没那么凶。李书记的表口袋里插着支钢笔，他拿出钢笔，又掏出烟盒，那烟盒里还有几支烟，李书记把那几支烟拿出来，把烟盒拆开，蹲下，将烟盒纸搁在膝盖上写道：“收条：今没收郭兴南父子的金专三十快，银元千元，蒋全部交给国家。李向东。”李书记在浏阳农村只读了几年私塾，文墨只是半通不通，因此把“砖”写成“专”，把“块”写成“快”，把“将”写成了“蒋”，因为他只会写报纸上指责为“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蒋”。那是张印着牡丹花的“牡丹”牌香烟盒，李书记写完收条，没有交给被他视为臭狗屎的郭兴南父子，而是把它交给我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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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9章
    李文军没像我大姐家人样被遣送到遥远的县城去，因为在他初次填写履历表时，他觉得这栏纯属多余，随手把籍贯写成“长沙市”，于是他被遣送回青山街。街道办事处安排他到青山街自来水站守水站，此前，青山街自来水站由个手残疾的女人守，李文军打成“右派”后，办事处的基层干部就安排李文军守，于是李文军接替了那个白天守水站晚上锁了龙头回家的中年妇女。自来水站设在青山街的中间，用竹篱围着，有间破烂的小房子。李文军住进这间破房子，开始了青山街自来水站的守水工作。
    我们家有口井，多年来我们家直吃这口井的水。自从自来水管接来后，我们家就改吃自来水，只用井水洗衣洗澡。我们家挑自来水的担子最先是王玉珍，后来是我，再后来是白玉。李文军看见白玉来挑水，看见白玉高高瘦瘦身有劲的样子，会赞美道：“白玉，你长大了应该去学拳击。”白玉说：“李伯伯，我们体育老师要我打篮球。”李文军说：“你比你爸小时候长得还结实，到底是何家的种。”晚上，孤独郁闷的李文军会来我家，冲我大哥笑说：“天真冷，我来烤下火。”
    有天很冷，西伯利亚的寒流来了，屋檐和地上都结了冰。李文军睡的那间房子，门窗都漏风。这倒不是他来我家的真实原因，真实原因是他太寂寞了，来找我大哥下围棋。他倒不怕影响我大哥，大哥没单位，没人要揪他的辫子，他说：“老军长，我来，不会影响您什么吧？”爹觉得自己在统战部当个副主任算不上什么，而李文军不但是他的老部下，还是这个家里长大的，他没有理由拒绝，便安李文军的心说：“还能影响我什么啊？不要说这种话。”李文军就心安的样子说：“我来找胜武下围棋。”王玉珍把方桌清空，又把围棋拿来，还为李文军泡杯茉莉花茶。李文军喝口茶，称赞说：“这茶真香。”王玉珍叹气道：“你啊，要是结了婚，也许就不会打成右派。”李文军望着王玉珍，“此话怎讲？”王玉珍说：“至少你老婆会劝你不要写那张该死的大字报。”李文军就怅然若失的样子说：“有可能。”王玉珍发盆炭火，把炭火搁在桌下，李文军忙烤着双业已冰凉的手，边说：“还是有老婆好。”王玉珍笑，“知道女人的好处了吧？”李文军说：“知道了，只是晚了，现在打成右派了，谁还会嫁我这个右派啊？”大哥嘿嘿嘿笑，王玉珍安排完这切，睡觉去了。
    爷爷奶奶我妈，还有张桂花都睡了，只有爹和秀梅白玉没睡，爹在房里看全国政协下发的文件，何秀梅在她房里握着毛笔抄写歌曲。学校的唱歌老师调走了，二年级的唱歌课没人上，校长找到何秀梅说：“何老师，你代上二年级的唱歌课吧？”何秀梅别的都没有，就是身体好，她的精力旺盛到这种程度，再累，只要坐分钟，累的感觉就荡然无存，精力又恢复了，用不完。校长要她代上唱歌课，她简直是二话不说地承接下来，热情地投入到备课和教学中。何秀梅是个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再上两个年级的唱歌课，就有点忙不过来，但这样更好，她就可以少想点李文华少受点爱情的煎熬。二年级分别有三个平行班，个班周两节唱歌课就是十二节，再加上她还有八节语文课两节劳动课带着自己班的学生劳动，和节班会课，她周有二十三节课，星期天她还要家访，人就风风火火的，手中永远提着个装满学生手册和作业本的袋子。奶奶为她的婚姻大事把头发全急白了。早几天，家人吃饭时，当奶奶说起她和李文华结婚的事时，她平淡地回答：“我忙得都没想过要结婚了。”张桂花听何秀梅这么说，扭开了脸。奶奶再要说什么，张桂花用脚踢下奶奶，奶奶还想说，张桂花忙制止奶奶说：“年轻人的事，我们都不要管。”我妈在张桂花收拾碗筷时，小声问秀梅：“文华还给你写信吗？”秀梅瞟眼我妈说：“写。”
    何秀梅说的是实话，李文华仍坚持着给她写信，只是不像以前那么勤快，以前个月两三封信，现在个月封，落款的日子有时是号，有时是五号或十号，信上大多是谈他的工作，不像过去那么缠绵了。大西北强劲冷冽的风把李文华的心吹硬了，也吹广阔了。何秀梅有时回信会回得热烈些，有时也很冷淡，切都根据李文华的来信定。上个月，李文华在信里说：“我和你的婚姻大事，恐怕是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我相信我能赢，因为我是中国军人，中国军人最有耐心和耐力，能等。”何秀梅看完这封信，把脸埋在被子里哭了场，然后回信说：“只要我打算结婚，我要嫁的人就定是你。”半个小时前，她又拿出李文华写的信重读了遍（fanwai.org），还习惯性地用红笔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下画杠，箭头朝外指，注明：“用词不当”。在“中国军人最有耐心和耐力”这句话上，分别在“耐心”和“耐力”上加了圈，然后将两个圈连在起，个箭头打到旁边，写道“那我们就比比耐心和耐力”。她不能再沉迷（xinbanzhu）在李文华写的信中遐想了，她明天有三节唱歌课，她还没抄歌曲，于是她铺开张从学校总务室领来的白纸，拧开墨汁瓶，用毛笔抄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首歌。抄完后，何秀梅试着用喉咙哼唱了遍（fanwai.org），觉得这首歌对于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来说，难度大了点，但校长要她教，她就只能试试了。
    何白玉坐在另间房子的窗前，桌上铺着课本和作业本，却在偷偷写情书。白玉喜欢班上的个女孩子，那女孩子的父亲是名老红军，据说是师长转业的，在家厅级机构任职，属于高级干部。白玉写道：“孙燕，我喜欢你那双眼睛，你的眼睛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眼睛，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个人，我爸爸妈妈我都可以不爱，但我爱你”北风刮在树枝上，树枝摇头时发出私语般的摩擦声。白玉继续在信里说：“孙燕，如果你长大了嫁给另个男人，那我就去死。何白玉没有你，活不下去。”身体过早发育的何白玉写这封信时，下身都不由得硬了。写完信，他看了两遍（fanwai.org），想明天课间时，再将信悄悄塞进孙燕的书包。他要解溲了，就急急地走出房间，看见他父亲与李伯伯仍在下围棋，他感兴趣地凑过去，他父亲不耐烦地对他挥手说：“睡觉去。”
    我大学毕业的那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年，大家先是为《人民日报》发表的《乘风破浪》的“赶英超美”的社论所鼓舞，那社论说“在十五年左右定要赶上或超过英国”。这样的社论，读后，难道不让贫穷了几十辈子的中国老百姓振奋？！我所在的学校片哗然，老师们摩拳擦掌，恨不得为“赶英超美”立即出分力发分光，都把反右时的烦恼和惴惴不安抛到了脑后。长沙街上到处敲锣打鼓，小学生们把家里的破铜烂铁拿到学校，学校老师把废铜烂铁集中起来，送到回收站让回收站的同志将废铜烂铁运到钢厂去炼钢。长沙下子建了十几家钢厂，锅炉烧起来了，通红的，炼钢工人整天在炉前忙，戴着帆布手套和墨镜，手握钢钎，脸上笑呵呵的。《长沙晚报》上就有喜报，报道长沙的革命群众，积极投入到炼钢的劳动中，已炼了好多好多炉钢，全国人民通过学习文件，现已炼成好多好多炉钢了。每天打开报纸，全是喜讯，到了五月份，觉得社会主义真是中央提出的“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来了，同学们都恨不得快点毕业，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年六月，正当全校师生和全市的老百姓都为大炼钢铁而兴奋时，粮食产量放“卫星”了，亩产五千五百斤的小麦亩产七千六百零七斤的小麦亩产万二千斤的稻谷亩产万六千斤的稻谷等等，个接个地“爆”出来。湖南人不懂小麦种植，但非常熟悉稻谷产量，亩产万六千斤稻谷，这让那些家里是农民或曾经当过农民的老师和同学瞠目结舌，但是紧接着报纸上又报道湖南某县某乡通过深入学习和贯彻“大跃进”精神，真正做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年亩产竟达到万八千零七十斤。我读这张报纸时，已毕业分配到所师范学校，办公室里，有的老师摸着脑袋，脸疑惑地私下议论：“是不是太多了点——你们说？”“右派”的帽子还在天上飞呢，就没有人敢站出来质疑和反对，有老师用滑稽的口气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么。”
    爷爷听我说了报纸上亩产的粮食产量后，说：“吹牛吹大了，我小时候跟你曾祖父种田，碰上收成好，年也就收七百多斤谷。某年如果雨水多，阳光少，也就五六百斤。这亩产万八千零七十斤，那是哄鬼。”爹的童年虽然是在何家山村长大的，但并没种过田，说：“也许那块田特别肥呢？”爷爷摇头，“肥多了会把秧苗‘烧’死。”爹说：“现在是科学种田。”爷爷摇头说：“你们没种过田，不懂。”爹看着我和大哥秀梅，“你们不要在外面说这种话，搞不好就又是右派。”大哥秀梅和我都表态说，我们不会乱说个字。
    有天晚上，李文军拿来张报纸，把报纸掷在地上，说：“吹牛皮不犯法的，你们看。”没有人愿意捡起报纸看，因为卫星越放越大，亩产九万斤十万斤的卫星都在报纸上有名有姓又振振有词地飞，好像是比你无耻，我比你更无耻似的。“有点常识的人都晓得这是骗人的鬼话，”李文军说，“把人当傻宝。”大哥冷冷笑，“派胡说。”
    我和李佳就是在天颗“卫星”中结婚的。放卫星开始让我和她都很兴奋，天等于二十年，这是多么好的时代啊。李佳对我说：“文兵，今天我活了二十年。”我吃惊，李佳就娇声说：“天等于二十年啊。”我大笑，“是的，我们处在个伟大的时代，亩地生产这么多粮食，子子孙孙都吃不完。李佳，我们结婚吧？生百个孩子出来，现在的粮食产量这么高，反正怎么吃也吃不完。”李佳同意了，“那我就跟你生百个孩子。”
    我们的婚礼是我们家族里最简单的婚礼，就是我们家人加上她家人，围拢来大圆桌，再也没有别人了。那年七月，程潜提议我爹当省政协副主席，爹调省政协任副主席，来了精神，天天学文件，思想比共产党员还上进，把艰苦奋斗的思想都搬到家里来了。爹说：“文兵，婚礼简单点，不要铺张，现在中央提倡厉行节约，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省政协副主席，要起带头作用。”我把爹的话传给李佳，李佳说：“我随便。”我们就随随便便地结了婚。饭菜是张桂花婶婶和大嫂做的，实际上是玉珍掌勺，张婶婶当下手，做了十个菜：鸡鸭鱼扣肉牛肉等等，先天开始准备，自然是满满桌。
    我岳父岳母坐上席，梨花伯妈也坐上席。我岳父李爱国头发大多白了，脸上也有了些老年斑。岳父笑着，露出口藏满烟垢的牙齿。梨花伯妈更显老了，完全可以跻身于老年妇人的行列，不但头发花白了，脸上皱纹也十分张狂，看上去不比我奶奶年轻多少。我岳母倒不显老，与我妈是个年龄层的，两人就谈得来。李文军要守水站，直到开饭的那刻爹才让白玉去叫他。李文军着身深蓝色中山装，脸上的胡子刮得很利索，看上去就比平常年轻几岁。他坐到我大哥旁，他落座，爹就宣布：“吃吧，都是家人，别讲客气。”于是十几双筷子伸向各自爱吃的荤菜，李文军吃着扣肉时看眼秀梅，见秀梅脸上红嘟嘟的，都长红斑了，便问：“秀梅，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秀梅冷着那张长了些红斑的脸，瞟眼李文军说：“等吧，不过你要有耐心。”李文军笑笑，“再有耐心也要说个时间啊。”秀梅说：“快了。”张桂花忙盯着秀梅，有点激动地问：“快了是什么时候？”秀梅朗声回答：“明年，也许后年。”张桂花脸上就没了那种期待，脸色就淡了，低头吃着饭菜。大哥见秀梅脸嘲弄结婚的样子，就责怪妹妹说：“秀梅，你不能害别人老等啊。”秀梅放下了筷子，“大哥，人都有自由的，我害谁了？”大哥瞪着秀梅，要发火却控制了。王玉珍忙说：“都别说了，今天是文兵和佳佳结婚的大喜日子，大家都要高兴。”
    吃过饭，几个人老人就坐在客厅里聊天，我岳父和我爹面对面说着话，两人在我们眼里都有点老态，声音不及过去半洪亮，脸色也慈祥了许多。岳父说：“我近来经常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爹说：“我也是。”岳父说：“想想那时候身体多好，困了，往地上倒，不要分钟就进了睡乡，没有床，地就是床。现在呢，半天睡不着，老鼠过路都能把我惊醒。”爹道：“就是啊。”那天是国庆节，喜庆的锣鼓声从大街上传来，岳父听见了，笑道：“社会主义就是好，人人都有饭吃，国民党时代，街上到处都是乞丐和饿死鬼。”爹答：“就是啊。”岳父说：“当年我搞革命，就是看不得国民党军阀政府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为所欲为。”爹点头，“是啊，那个时代的人很坏。”
    桌上有花生和瓜子，还有糖果。岳母和我妈聊着，梨花伯妈和张婶婶聊天。爷爷奶奶因高兴，喝多了酒，都躺到床上睡午觉了。何白玉跑进跑出，与街上的孩子玩玻璃弹子。这天风和日丽，葡萄藤上的叶子已掉落了大半，藤枝张牙舞爪的。阳光洒在地上，致使地上斑斑驳驳。家人在我和李佳的新婚之日很祥和地坐在起，直到吃完晚饭，天黑下来，秀梅在她房里边唱歌边抄歌曲了，我岳父岳母和梨花伯妈才离开。玉珍把白玉叫回家，大门关，这天就结束了。新房在大哥的楼上，事先将墙壁粉刷了番，买来了新家具，换了翠绿色窗帘，在门上贴了个红艳艳的大喜字；墙上挂着我大哥画的幅工笔画，画着牡丹花和对鸳鸯。那天晚上，当所有的人都睡了时，我和李佳都很激动又很羞涩，两人都是第次如此近距离长时间面对异性。李佳脱衣服时要我转过背，说：“不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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