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录》第二部 干戚 第八十四章 历史的惯性/二

    胥吏们的潜规则，休说普通民众难以弄得明白。便是那些民选议员，又能担保明察秋毫吗？何况，更多的可能是，他们早已沆瀣一气了！
    这些琐碎的事情，几乎都不大。内阁、郡府也经常会派员到地方访查，抓了不少蛀虫出来严惩，但毕竟难以真正解决。而当普遍的、琐碎的社会不公逐步常态化时候，人心就开始冷却了。
    归根结底，社会由人组成。而只要人性的贪婪存在，那么，这种朝代兴亡的社会圆周率终究会一圈圈转下去。吕祖安一手创建的岚山体制也终究会泯然众人，对此，他毫无办法。
    难道真要存天理、灭人性吗？笑话，后世的大飞跃就是教材！那些伟人都没能做成这事，他又何德何能呢？或许，这才是他一直坚持执政议会制的根本原因，因为他没有信心做到长治久安！
    吕祖安能够做到的，就是抓大放小。先把重要的国家机器大体抓好，忽略那些民间的不公。等到那些不公现象畸形冒尖的时候，再把他们连根拔除，换上一批。
    还能怎样？议会嘛，不就是用来释放民怨的吗？隔上三五年动荡一次，换些人清算一下前任官僚，然后继续过日子。总比让民怨积累几十上百年，最后闹到不死不休、改朝换代强多了吧？
    吕祖安的“抓打放小”策略不但被用在体制改良上，也被乔行简、葛洪他们用到国企管理上。诚如如吕少安所言，只要管用的办法，用多少遍都无所谓。
    对这些聪明人来说，简单的永远是最好的。
    国企中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银行、炼铁、炼焦、火药、军械、精工等企业，壁如岚山银行、岚山精密、驹山军工、利国重工、凤阳重工、驹山造船、山阳矿业、淮南煤铁、石见矿业、盐仓精工、金州牧场、济州牧场等企业，依然划归内阁工部、虞部各司直接派员管理。但是强化在品质、效益、规模、增值等方面的专业考核制度。
    当然，这些负责管理具体工商企业的官员肯定是要遴选有专业特长的人才能出缺。作为岚山三老的欧阳晚晴，就始终强调要求不要“外行领导内行”。
    这话或许最初是欧阳用来抵制官人吕祖安的胡乱插手她的发明创造，不过后来就成了一句普遍被接受的“哲言”，广受推崇。好在岚山太学经过这么多年的新式教育，各种专长的学子应有尽有。加上皇家学院张从正的进一步“打磨”，想要找些胜任专业的官员还不在话下。
    特别是岚山银行，虽然还是保留了最早的部分股权结构。但在内阁太府寺的新任长官郑清之主导推出的监督系统后，岚山银行的根本就被太府寺控制在手中。
    而一般的轻工产品，建筑工程、采矿等企业，壁如早期的岚山工业、岚山机械、盐仓食品、北神商贸、凤阳轻工等等，就完全放开管制。企业引入民间资金，一般也是由民间出资人管理企业，负责虞部的汪大章只是派驻专业会计官员各家审核财务，及分红事宜，对经营不做过多干涉。
    当然，要是昧着良心侵吞公器，一经发现，那么炒家流放都是轻的，一般都是杀头重罪！
    另外一些比较特殊的企业，比如涉及铁路、桥梁修筑，盐、酒、糖、茶的经营专卖，则是引入部分民间资本，并由他们担任财务监督等工作。
    这些工作现在多由工部侍郎吕乔年，和虞部侍郎戚如琥负责管理。
    作为工部的老大，尚书辅广是出了名的“在其位，不谋其政”之典范。虞部尚书汪大章则是徇私的要命，只要是脸熟的人，那啥事都好办！
    通过内阁林林总总的改制，大明的一切表面看起来还行。不得不说，以乔行简、倪千里、王翰、苏明渊挂帅的这届内阁，在执行力上，的确比吕左使那届进步了不少，但也官僚了不少。
    相对而言，淮南郡在连续改制、开发之后，地方行政方面的朝气依然得到保持，不光是工贸发达，人文思潮也比较活跃。这也与他们连续输出时少章、吕少安、麻九畴、岳珂、杜杲、元好问等风流人物有不少关联。一个地方形成某种思潮，总是与最初的地方治理人员的个人素养关系很大。
    也正是因为这点的与众不同，左使吕祖安才会容忍大明的种种不堪和堕落的现状存在。因为只要大明还没有全部坏透、烂根，只要还有旗帜和标杆在，那么此后就不难清理那些蛀虫和陋习。
    但这都是下一代人该干的事情，吕祖安不觉得自己有义务陪着那些蛀虫们起舞。静养和看护才是他和欧阳、张从正需要做的事情。至于时政治理，那不是还有少章、延年、少安、广和他们嘛。
    吕祖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半退隐后的不谋其政，如今心态上也不再急迫了。大明的现状，就不再是几个人振臂登高就能群起呼应的时代了。大明太大了，牵扯的利益也太多了。
    所以吕祖安如今对外间的各种反应，也渐渐迟钝起来。他不知道，随着他和欧阳的到来，这个时代的空间扭曲越来越明显。岚山斥候弩、火箭炮、手榴弹、盔甲、军粮等大量军用物资走私到漠北，铁木真比原来的历史提前统一了大漠南北。
    乾贞三年，铁木真彻底击败他的争霸对手，先后杀死义父王罕、义兄札木合。比历史更早登上“成吉思汗”的大汗宝座，建大蒙胡国。他的眼睛，已经开始往遥远的南方、东方梭视。
    而南朝，也开始在韩侂胄的野心勃勃下，梦想恢复大宋的昔日荣光。乾贞元年十二月，南朝淮西漕使邓友龙出使金国回朝，奏称“北朝有蒙胡、辽东之患。且有客贿驿使夜半求见本使，具与臣言北朝虚实。谓其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必势如拉朽也。”
    于是南朝北伐之议遂定。乾贞二年四月，韩侂胄以李义为镇江诸军都统制，皇甫斌为鄂州诸军副都统制，知襄阳。八月以御史中丞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以郭倪为淮西路招抚使，知扬州。
    同时，朝廷计出封桩库金万两，待赏功臣。此外，再向大明的金州购买战马，增置襄阳骑军。还邀请驹山造船协助打造内河战舰，新设澉浦水师。又在凤阳采买军械、铠甲，越往日五倍有余。
    乾贞三年，南朝改元“开禧”。四月十九日立韩世忠庙于镇江府，追封岳飞为鄂王。追削前相秦桧申王爵，改谥“谬丑”。并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
    “兵于五材，谁能去之！首驰边疆之备。臣无二心，天之道也，忍忘君父之仇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
    一时东南人心大快。